如果不是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关心个人的实际命运，以及发现“我”是谁，我们根本不需要考察这个复杂的概念，国家。这是一个长期都晦涩不明的概念，除非个人产生了它的主体身份附属于社会性质的怀疑，就像《Stand Alone Complex》一文（回复70获得文章）提到的不断的身心不一致，这个时候，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状况，或者是群体的实体，国家，才浮现出来。
当然，随便说些大话，比如，就像康德把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这种使命赋予哲学一样，把对国家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的使命赋予政治，国家无非人民的国家而已，政府是国家授权的公共权力的使用者，这比需要写一篇可能完全读不懂的文章要容易的多，而且，这样一种未来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希望，不是吗？
1，家
先看看在国家之内，仍然存在的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家庭、学校、工厂、军队等。如果说国家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大的集合体，matrix，那么，这些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就是依附于国家的，更精密的结构。这些形式内在于国家中，提供了功能性的节点，也同样提供了多样性的组织形式、多样性的制度、多样性的管理方式。
家庭是这些组织形式中最特殊的一个形式。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比中国文化中讨论的更多的了，因为直到近代的中国，国仍然就是家。
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曾经为法国皇子写过一篇教材，详细的说明了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在对于这三者的管理之中，有一种向上的连续性，想把国家管理好的人，首先管理好自己，然后管理好家庭，最后才能成功的管理好国家，而这三者的运转之中，有一种向下的连续性，如果国家运转良好的话，家庭的家长就会知道如何照料家人和财产，个人就会知道如何照料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这就类似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和家大约是在18世纪开始分离的，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谈到：
它们的基础如此不同，治国怎能如治家一样呢？……就是依据这个理由，我们才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区别开。国家与家庭，除了他们的管理人都有为其成员谋幸福的义务之外，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对两者都适用的行为规律。一一卢梭《论政治经济学》
卢梭主要的依据权力结构的不同来反驳罗伯特菲尔默的《父权论》的，因为家庭中父权是天赋的，财产是属于家庭的，而国家不一样，统治者只是被授权进行管理，且财产都是属于个人的。
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第4讲中谈到现代国家管理与家庭的分离，主要是人口的作用，在18世纪，一种微妙的过程发生了，通过这个过程，经济的主题在一个与家庭不同的层面上之重新获得中心地位，治理的科学，还有人口问题，都统统连接起来，克服了纤细、无力的脆弱的家庭模型，一种建立在家庭的模型上的致富经济（an economy of enrichment），是不大可能对领土占有和王室财政的重要性作出充分回应的。
个人是不太认同福柯的对于这个阶段的解读的，他本身就是国家理性和权力机制方面的专家，但这里完全没有运用这个方面的知识，人口不可化约为家庭维度的特点和规律，如流行病、地方的死亡率水平、劳动和财富相互促进的增长等，只是推动家庭模型失效的动力之一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竞争，是国家理性的胜利，是国家治理艺术的发展，使得逐渐消除了家庭的权力，
使得大的家族分散为小的家庭，国家不再为某个家庭喂养、照顾和抚养后代，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喂养、照顾和抚养后代，这就是编织：
用大众意见的“梭”把不同的德性编织起来；把相反的性情（不论是鲁莽的还是节制的）编织起来。一流的统治艺术在于把人聚集成“一个以和谐和友谊为基础的共同体”，这样他就能“织出最好的织物”。所有人，“奴隶和自由人一样，都织了进来。”。一一福柯《整全和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
正是如此，对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所构成的新型网络，正是这个新型网络促进了人口扩展与财富的日益充裕，而不是福柯所说的相反。
2，经济Economy
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οικο是家庭，νομο是方法，本意为贤明合理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后来引入到国家的整体运转之中。这样一来，治理国家就意味着施行家政，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家政”，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居民，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和行为实施一种像家长对他的家务和财产一样专注的监视和控制。
魁奈就把好的治理叫做“经济的治理”（economic government），它代表着Economy在获得现代意义的过程，而且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治理，即以经济的方式行使权力的艺术，它的本质就是把我们今天习惯称为“经济”（the economy）的那个东西作为它的主要对象。“经济”这个词，在16世纪是指一种治理形式，经过一系列绝对重要的、复杂的过程，在18世纪转而指代一个现实的层面，一个有待干预的领域。
现代化国家，经济越来越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它首先是一套分配体系（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从国家与人的关系角度看，它是从生存的角度对人的控制（穆勒、康芒斯），人的经济生活几乎是生活的全部（马克思），它是国家工具（凯恩斯），精确的控制个人和社会的选择（保罗·萨缪尔森）。
如果说国家理性推动国家管理，为了创造国家效用（utilite etatique），增强国家力量（福柯），那么好的公共管理就应该赋予自己必要的和足够的工具，以让人们的活动真正融入国家、国家力量及其发展中来，公共管理应该让国家反过来，能够刺激、引导和决定人的职业，让后者真的为国家所用。简言之，要立足于、通过人们的职业、活动、所做的事情，来创造国家效用。那么经济工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具。
福柯关于国家公共管理的分析（《安全、领土与人口》）略有些早了，不过我们简单的读一读，公共管理首先是人口的数量，整个18世纪，西方都在重复着国家力量取决于居民数量这一主题，中国在建国后仍然如此，弗勒里给王储的教材笔记写到：“如果没有生机勃勃、健康而温和的人口，就不能伸张正义、发动战争、提高财政收入等等。人口越多，其他事情越好办，大公和国家就越强大”。公共管理的第二项内容，生活必需品。有了这些人口之后，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吃饱，否则就容易破坏管理体系。阿尔日森（Argenson）就强调说粮食和昂贵消费品的商业化的管理，是对公共秩序而言是最重要的保障。第三项内容，就是健康。健康之后，第四项内容，就是监督他们工作，职业的治理。最后，就是流通，改善交通等物质条件和网络，流通商品、流通人口。注意到，这些事务，几乎都是经济内容，或者为经济服务的内容。
不过，经过现代化，科技提升之后，热武器不再依靠数量而是武器的伤害输出，生产也不再依赖于人口而更多的依靠现代化机械，所以，人口数量反而未必是国家力量最重要的因素，土地，也不全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因素，但有一个原则仍然没有变化，即虽然不是土地，仍然是矿山、石油等资源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虽然不是人口，但人的生存、人的需求仍然占据了经济的核心。
如果国家治理是凭借资源对人的控制，那么经济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
3，宗教
国家占有资源，从人的生存角度控制人，可以说，这是针对身体。那么宗教，就是针对心灵，或者是精神、灵魂。
福柯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牧领（pastorship）制度，以及这个牧领制度如何与它的对立面，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圣格里高利（saint Gregoire de Nazianze）称这种牧领制度为oikonmia psuchon，这同样脱胎于家庭的经济（economic），即上文提到的对家庭财产（包含奴隶、孩子等）的治理，οικο在希腊语就是指家庭。oikonmia psuchon拉丁语的翻译是regimen animarum，就是灵魂制度，法语翻译为管理灵魂，与国家同样超出家庭之外，与国家不同的，不是生存，而是灵魂救赎（福柯并未仔细分辨这两种差别），或者是灵魂引导。
我们一般认为那些负责上课以及类似引导措施的人，通过如此不同的措施和形式管理很多灵魂，而如果他们的成果只是被一个民族中的两三个孩子正确继承的话，就算不上令人叹服。一一蒙田《随笔集》第一卷
虽然宗教组织总是伴随着教育、医疗（有些传教者本身就是技艺高超的医生）等其他的功能，但宗教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引导灵魂，通过一种引导或者传导的活动，使得人们受到某种指引，这种引导的技术，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心灵炼金术（回复74获得文章）。
灵魂的引导结合着两种重要的实践，一是由良心的指引形成持续的约束，被引导者不仅仅要在为了胜利地穿越艰难关口的时候被引导，它在每一秒都要被引导。被引导是一种状态，如果你试图逃避，那就不幸迷途了。人们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无人指引，他倍受煎熬，宛如枯叶飘零。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审察（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拜忏法），它的目的不是让人陷入自我意识之中，而是使自我意识向指引者完全敞开，向他显露灵魂的深处。审察、忏悔、指引、顺从，所有这些心灵控制技术都有一个目的：让人此世在自己的“克己（mortification）”中生活。当然，克己不是死亡，但它是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弃绝（renunciation）：一种每天都经历的死亡，假定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生命的死亡。克己是一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关系，它是心灵控制中自我认同构成的一部分。
国家与宗教组织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竞争形式，如同国家与家庭一样，而且其构成形态都是一致的，都是控制制度、指引者、信徒（民众）三角关系，这三项之中，每一项均对其他两者有责任，又从其他两者获得回报，
佛教寻求体现佛陀教诲的特点是，他对整个我们称为文明社会的见解，如三脚架一样架设在控制制度、僧侣、信徒之上。一一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
统一国家的治理者，极早就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要么摧毁，要么吸收，例如汉朝就有针对道教组织的一次大毁灭。到了现代世界，从18世纪开始，就有秘密结社的兴起，不过当时就其本质而言近似于宗教分裂，它们有自己的教条、利益、等级、姿态、仪式以及社团形式，共济会就是一个典型。到了19世纪，越来越多的政治实体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他们都有极其清晰的政治目标，可以是阴谋、革命，政治或者社会的革命，都可以寻找出一些引导的特征：换一种方式引导，由一类人引导，引导向另一些目标。
国家与宗教组织与人的关系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首先，指引者的作用是保证群体中的人的得救，虽然国家的治理者（统治者）也有责任，例如希腊人宣称，称职的领袖是防止船触礁的舵手，但这种拯救迥然不同。它不光体现在危险来袭之际，还是一种无时无刻的、个体化的、终极的仁慈。无时无刻是因为替神牧养的灵魂，必须无时无刻照看，个体的是因为要所有的灵魂都得救了（摩西离开他的羊群，去找那一只丢失的羊《出埃及记》），
终极化的仁慈就是，对牧养的灵魂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得救。其次，国家仍然是国家力量，而不是人本身，而宗教对所有的灵魂都是一致的，每个灵魂供给了同样的信仰。最后，对国家来说，运用权力是一种义务。希腊的领袖，做决定必须为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便不是好领袖。但是他的义务是一种荣耀的义务：即使在战争中领袖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也从某种极为珍贵的东西中得到了补偿：不朽。他永不湮没。相形之下，牧人的仁慈更接近于“投身”（devotedness）。牧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的羊群好。他时刻关心着羊群，它们睡着的时候，他仍然照看着它们。
他按照这样的次序放牧每一只羊：羊羔吃最嫩的草，然后是大一点的羊，最后是老羊，最粗砺的草老羊也咽得下去。牧人的权力意味着对羊群中的每一只给予个别的注意。一一《出埃及记》犹太教注释 from福柯《国家理性》
4，统治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略）
精神的终极关怀是宗教，而世俗的终极关怀就是政治。一一大卫·齐德斯
5，结语
未来50年的三元游戏：
-国家，掌握资源，如土地、海洋、矿山、石油；
-跨国公司，掌握科技；
-宗教组织，掌握人心。
（在人类历史中，每次涉及到能量转化的科技进步，都带来了新的阶级与新的分配，都带来权力结构的转移。参考《如何与互联网交往》回复48获得文章，权力结构，回复44获得文章）
可以预见，掌握资源的国家，掌握科技的跨国公司，掌握人心的宗教组织，是未来50年的三元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