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毛泽东长征诗一首）
在上一篇《Stand Alone Complex》（回复70获得文章），在攻壳的背景下，谈到网络（群体）仍然是由孤立的节点构成，虽然没有中心的定义，但有一些主机能够定义孤立意志的方向性，借由邀请他们进入到自己的电子脑，构筑某种共同体的现象。
这种体现群体中方向性的共同体，不仅仅是群体中发生的现象，而且就是群体（或SAC）的结构，某种程度上具备普遍性。事实上仅仅电子脑联线，也解释不了久世英雄为什么能影响300万的难民（大部分难民没有电子脑化，一个主机也无法承担300万的连接）。所以，共同体这种群体的结构，还需要从群体所遭遇的环境、社会来看。本文就以长征为例，讨论下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和生长。
1，长征
长征发生在1934年到1936年（部分说是37年2月）之间，是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直属纵队的一次大范围的转移，
上图是百科上的一份长征路线图，从江西瑞金向西进入湖南、贵州、云南，经四川，最后到达陕甘根据地，几乎环绕了大半个中国，无论从人员、时间、地理跨度，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奇迹。它的政治意义和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么一只队伍，饥寒、疾病、疲惫时刻围绕着它，在强敌环伺之下左冲右突，几乎每一天都可能倒下去，可能被围困被消灭，但是它都挺过去了，而且，最后到了区域势力的缝隙中找到一片暂时安全的根据地，居然都没有散架，反而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统一体。这无论在当事人、观察者、评论家、对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要想复原这段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文史类、记实类的书很多，如刘统老师的《亲历长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石仲泉老师的《长征行》，小说也不少，如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评论众多，如前几年网络上流行的《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也有几个大的段落是讲长征的，很大原因也是受了石仲泉老师老师的触动，最后，这个阶段还有不少领导人的回忆录。但是太靠近的材料，多半受着后来历史的影响和再组织，太远了搜集的材料，细节是否还那么准确，本身就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不过好在这并非本文的任务，我们只需要考察长征这个特殊群体在长征之后的部分行为和形态，提取某些共同特征即可，不需要去触及它组织的基础，它形式的不证自明，不需要试图去发现它神奇力量之所在，考察其解释之框架，甚至进一步得到可信的历史。
2，神圣化和统一化
我们可以在后期材料和回忆录中看到长征群体两个典型的共同行为：一是神圣化，或者叫做奇迹化，这并非某个领袖或者几个人有意为之，而是整个群体下意识的行为。当他们之中那些最会讲故事、最会编织戏剧性情节、最能由小见大的人站出来宣示这些奇迹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最普遍的共鸣。这种共鸣在所有人的内部发酵、脑补、融合，确实的认同这样的神奇之旅。而这种认同又会在媒体、宣传、甚至对手评价那里得到加强。蒋后来在同周谈话时承认，中共同志有革命精神。这种认同，就成了对于群体的认同，最后成为启示录一般的觉醒，不是理性的、反思的，而是共同经过苦难，又不断奇迹般的获救后顿悟式的接受，如烈火炼化真金，使得群体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知识分子们那种自我扩大的奇迹解释之下，在长征后半期不断的转危为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奇迹见证，而被强化了，使得一种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终于得以形成。
（《长征之路》 沈尧伊 1981年作）
二是统一化。在延安，长征干部不仅是一种资历，更多的是一种“自己人”的认同，这几乎表现在所有人的行为之中，与长征之前的群体是大大不同的，使得其具备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对于有强烈认同的共同体中的个人来说，把自己融入一个喜欢的群体，并按照群体遵从的理念来行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在其中，确实有目的性的施动者存在，这个施动者恰逢其会的被神话，或者甚至只是虚构的，被塑造成理念的化身，为组织的大多数个体心理上认可，组织的施动者一旦固定，就与之没有任何关系了，它只是所有人心灵中烙印的一个符号，唯一需要出现的时候，就是唤醒或深化烙印。
当这个共同体的认知形成之后，长征后的群体就变得更有力量。而随着关于这些奇迹以及不断地制造新的奇迹的传播，这种力量就不断地增长，变得越发的坚强有力，这就是1937年后，在抗日的整体大形势下，国共统一战线，红军从整体上接受了整编，但却维持其体制的完整的原因。这个共同体拥有了同化其他群体的力量。
3，层级
在长征之前，这个由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直属纵队组成的群体，总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层级。一是上层知识分子，二是中下层指战员。
这个知识分子的组成，一部分来源于少数的激进青年，大部分在苏联受训，是由于社会动员而产生的改造国家的革命阶层，他们为革命而生，精神上依赖于共产国际，早期的经费也基本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天然与军事群体有隔离感。另外一部分来源于乡村动员的力量，他们要么受过教育，要么经过培训，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执行人、参与者、部分也是农民运动被动员的力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就是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最后还有一部分是传统官僚体制的失意者和中共的精神气质吸引的社会精英，不过这部分在长征之前并不多，一是中共还弱小且苏维埃还没有为精英层次所接受，不像八年抗战之后的延安成了山西、华北抗日的象征，到延安去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中下层指战员，几乎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参加红军要么是可以吃饱，要么是乡村社区的排挤，并非懂得什么革命道理才参与的，也没有什么具体到抽象的精神提升发生。对农村子弟而言，当兵参军总之还是无奈之举。红军向来重视军队的宣教工作，指导员到连队，但大多数应该仍然似懂非懂、似信非信的状态，能记住只言片语的都很少，何况还要将这些语句与实际环境结合起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所以，在长征之前，这两个层级之间，疏离感是一定的。之前一些老红军回忆文章也印证了这个情况，长征前半段，渡过大渡河之前，逃亡的人很多，非战斗减员占了绝大部分。但在进入四川之后就变化了，环境不熟悉，离开大队之后反而死亡的可能性更高。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除了少数高层领袖以外，其他知识分子干部和红军战士一样都开始真正同呼吸共命运，恐惧、伤病、饥寒、疲惫等，开始共同的体验。对于普通战士来说，也许连长、团长与自己共甘共苦没有什么特殊的，但连政委、团政委与自己一个样，应该有不同的感觉。
这种不同层级的之间的融合，在一个叫做《亮剑》的电视剧中被美化和强化了，这也正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所在。
李云龙就是典型的长征中层干部，赵刚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燕京的高材生，刚碰面的时候还认为是小白脸，一场战斗之后可以开始喝酒了。实际上这已经是百团大战左右了，更早的融合、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应该发生在长征期间，其后抗日期间新鲜血液的加入，可以看作是这个共同体的自生长。
上图中赵政委在教李云龙写字，当然这也是整编后。
4，新血液
可以观察到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共同体之下，中级人才非常多。在44、45年，很多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在说中共的人才多。二是，组织的忠诚度高，几乎没有大的渗透发生（长征之前是经常有的比如31）。情报工作是一个佐证，吴化文和廖运周等等个体行为的发生、一个组织的铁板一块、深入最基层的社会动员，其实不能完全用人心向背来解释，蒋的幕僚长唐纵的日记可以看到当时几乎拿不到延安的有价值的情报，相比中统37年前的纵横无敌，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要知道，延安跟国统区的通道是极其畅通的，延安每时每刻都有有志青年加入，一部分是抗日左倾分子，大量失散的小组织和个人也回归中央，纷至沓来，中共这边还有不少高层直系亲属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完全的隔断是做不到的。而且，中央的高级领导走动随意，松懈得很，高级会议有时候也是公开的，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的情报被泄漏，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部分的资料可以参考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金冲及《转折年代——1947》，虽然两本书本身的思想主要还是“民心向背”。
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延安大学。记得后来有一个做到部长的人的回忆讲，刚开始跑到南京，找政府参加抗战，后来左等右等，被这帮老官僚给耗在那里，一转念就来到延安（参考《对谈录》）。这个故事很典型，延安这个符号，几乎具备了类似传教士的纯洁、高尚、理想等等精神符号的吸引力。延安大学，以及吸收知识精英主办各类学校，培训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培训之后有的就直接派到乡村去，有的就直接派到军队（赵刚就是典型），38、39年几乎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社会的结构分析，与当时的三民主义是有比较优势的。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培训生活，很多人回忆，并不是那么的浪漫，而非常接近清教徒的生活。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训练，有些人就抗不住，跑了。但部分人留下来了，他们产生了对革命的依附性，对中共组织的归属感。我相信当时的气氛，中共这些长征过来的人的故事，就像圣经故事一样，对有理想又能吃苦的青年人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
二是整风运动，这个覆盖面比较广，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抢救运动，个人觉得可以看出群体组织的精髓。抢救运动全称是“抢救失足者运动”，针对的是长征形成的共同体与新生血液之间的人群，或者说，基本上是那些“看起来”有问题的人。它是一种事先惩罚，让参与者经历一个背叛的心路历程，然后再来对自己的这个纯然是假设的或者讲预设的当叛徒的场景进行自我启示式的罚惩。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我们可以认为如同个人的反思一样，它是一个组织的自省，组织的自省其实如同自我审查，它要求参与者的完全坦诚，反思者的痛苦与不足，相比使命的伟光正，偶像的优秀，形成鲜明的对比。延安大学的革命教育，是明确使命，但学校、报告等正面手段，对各色人等是要么加分要么减分的作用，绝对无法指望有脱胎换骨的效果。而组织的自省，就是使命的进一步清晰化。典型的场景是一个公开场合，参与者逐一说明，由带头者归纳整理，去芜存菁，求同祛异，谁带领大家明确并不重要，只需要是共同体中的一员，甚至没有多少文化也无妨，之后再明确戒律，应该作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违反者除名，采用净化手段。组织的自省过程中有时候真的会利用典型的违反者，对之进行净化，这个真实场景是真正的灵魂拷问和鞭垯。这个过程还可能会模拟对自省参与者们进行真实的鞭垯，参与者真的“变成了”一个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的人，背叛了你自己的誓言的人，无论如何，肉体上的打击是真实不虚的，它形成了真实的自我虐待和心理暗示。
这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所谓“制度性恐怖”，群体对于个人的排斥产生的孤独感所带来的精神伤害远超个人预期，更不用说还可能不止于精神，相比起来，思想灌输、好感和利益只是初期手段，在熟悉的个人被惩罚后，这种恐惧下好感才会深入骨髓，才能定型，组织忠诚才能建立，并形成无法摆脱的敬畏。制度性恐怖等同于组织的心灵炼金术，与制度性恐怖一样，过线了，就会起反作用，心灵炼术失败带来的是心志不坚的泛信，甚至破坏好感带来仇恨或参与者的心理崩溃。
首先，是使命，必须发自组织的每个个人，个人的追求的产生共同的组织追求，其次，是理念，经过百千次实践提炼出来，根植于人心，敏锐发现的时代危机，即将普及的诉求，最后，是火候，如果说矿石是人心及其选择的理念，那炽热火焰就是提炼真金的唯一途径，矿石的丰满即炼化之始，正是心灵炼术成败之关键。
三是根据地动员。统战时期，根据地也整编成国民政府的一个地方当局，具备了同样的合法性。于是长征共同体之外依附的延安大学、各地到延安的抗日力量之外，附加了一个本地农民的群体。中共向来是农运的专家，所以，根据地建设和动员，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根据地的农民来说，这个共同体是外来的，它本身带着独立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将大大改变、重组中国乡村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
《对谈录》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讨论这个经济结构，但个人的判断总是在间接因素上打转，其他的评论就更没有到点子上，我们还是把它看作这个共同体外生的结构，或者更多的统一作为一个控制体系来看，也许当时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多么先进的理论，但本能的在这方面非常杰出。上文的思想灌输、好感和利益，在这里同样有用，减租减息是统战后最早的根据地政策，这比之前激进的苏区要温和得多（虽然《对谈录》仍然批评了它经济效益和市场效果），但这首先是心理因素，这个过程至少持续了2-3年，所以大部分根据地的农民，都积累的相当的好感。其后的土改、公社、统购虽然某种程度上对富农、中农并没有带来什么利益，但土地的新分配仍然获得了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分配土地，本身就是利益额给予，是与利益剥夺相辅相成的，就像仁政本身是与控制相互辅助而成，给予利益同时也建立政权的畏惧，从部分的剥夺，到最后全体的剥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某种控制体系的触发点。
5，结语
在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相互结合的特殊情形下，在人群中的某些群体中会表现出孤立意志的方向性，进而构筑某种共同体，当我们把长征同恐惧、绝望、求生和意外的幸存这样的生命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原它的形成和成长，这个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在这样的奇迹面前，我们充满了敬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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